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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和成因

点击:    作者:谭汝新    编辑:何佳优    录入日期:2018-09-07 11:38:29

    [摘要]    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放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进程中进行考察发现,它具有保障效能:立稳行远有治,整合效能:凝智聚力有容,规约效能:协调合范有序。对其效能进行归因分析时发现,它由三个元素构成:领导核心、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三个元素共同发挥功能作用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这项制度的效能。三个要素及其关系的质量越高,制度的效能就越好。内部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其高效能产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新型政党制度   效能   中国共产党领导   多党合作   政治协商


    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与该国家民主政治发展之逻辑关系,是评判这个政党制度效能的基本点。本文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放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期对其获得具有本质性的认识和启发。

    事物的结构决定它的功能,结构优,则功能优。要素的构成是否合理,看内核特质的关系,这是应然逻辑;功能的发挥是否有效,看实践运行的结果,这是实然逻辑。实然与应然相符便是真实的效能。考量政党制度之效能有两个考察点,一是效能内涵,二是效能成因。

    一、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内涵阐释

    我国政党理论研究的权威专家周淑真指出:“衡量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标准是:以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能否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1]综合这几个“能否”,考察民主政治发展中的政党制度,最常规也是最起码的有三个基本视点:保障作用、功能发挥和规范约束。以此为尺度考量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有三个着眼点。

   (一)保障效能:立稳行远有治

    一项政治制度最基本的是要能够保证国家在民主政治的轨道上立得正,行得稳,致之远,国家得到有效治理。

    从时空关系的角度来看一项政党制度的发展,才能真实地找到其运行的效果,才能本质性地认识其产生的效能。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置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时空中进行考察发现,它在社会主义正道上能够持续平衡发展。这可以从其设计机理和实践结果进行考察。

    从其设计机理看,其应然逻辑是保证社会稳定发展和良性运行,治理有效。

    “和合”理念是中华民族一贯的文化追求,新型政党制度的设计正是从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这一营养,以和谐稳定作为其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遵循的是和而不同原则。和谐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内核。制度发挥的效能有利于党际和谐,而这正是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我国政党间的这种关系,带来的是政局稳定,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宁。

    新型政党制度的这一设计有效地避免了权力制衡的民主滥用,有效地保持了国家高度而长久的政治稳定。

    从其实践结果看,其实然逻辑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抵御外来精神侵蚀。

    新型政党制度从1949年确立至今,近七十年的发展是其运行的时间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是其运行的空间维度。在这时空关系中,我国政治上,保持长时间稳定;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1949年新型政党制度的诞生与中国人民站起来相同步。此后,在中国人民富起来的过程中,它起到促进和护卫作用: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制度动力,为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保驾护航功能。“文革”十年,经济遭受破坏,濒临崩溃;社会动荡,政治不稳定。这正好从反面证明:制度遭受破坏,保障效能无法实现。如今,在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新的起始之点上,新型政党制度将会为其筑牢稳固的政治根基,发挥制度的保障效能。

    综合上述,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一个效能是保障效能,它保证国家发展方向正确,保证人民能走在正道上,站得直,走得稳,保证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固。

   (二)整合效能:凝智聚力有容

    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二个效能是:汇聚多元力量,集合各种智慧,致力于共同事业。

    事物之可行,既要合规律性又要合目的性。规律是客观的,目的是主观。目的符合规律,主观符合客观,才行得通。以此为考察事物之遵循,我们发现,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凝智聚力有容”的整合效能。

    理论上,“多党合作”的原理就是整合力量。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实现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新型政党制度表现在国家政治格局上就是多元一体:各政党相互包容、互相接纳,相融相生;多而不斥、多而不争。这带来的是集思广益,整合中国政治资源,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这正如臧杰斌所言:“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设计上的科学性,有助于避免放大政党分歧、不断增进政治共识、有效化解改革发展中各种矛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多党合作能够满足中国各政党所代表和联系的社会阶层及群体的利益要求,能够为中国政治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实践上,新型政党制度产生强大政治吸纳功能。

    近七十年的时间,在聚集力量方面,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合作产生合力。近七十年来,多党合作使执政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得到扩大和巩固。我们国际国内“朋友圈”的半径不断伸长。

    在凝聚智慧方面,制度的运行,集中了各政党多元共治的智慧力量,多党合作充满生机活力。仅仅是十八大以来这几年,多党合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用显著,“各民主党派中央紧扣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聚焦‘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大力振兴和提升实体经济’等‘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利用专题协商座谈会、书面建议‘直通车’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3]

    综合上述,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二个效能是整合效能,它有效汇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所需要的力量和智慧。也“能将各阶级、各阶层多元化利益诉求统合凝聚于增长共识,最终实现国家统一有效的战略治理。”[4]

   (三)规约效能:协调合范有序

    道格拉斯·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5]新型政党制度功能的发挥,约束了人们的行为和确保合理的行为预期。这是它的第三个效能:促进社会中各种关系协调合范有序。

    从学理分析的应然预期看,政治协商可使社会协调有序发展。

    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意见整合,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本身就是一种规范有序的活动,而协商又将各种社会力量有序地纳入体制内,拓宽和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带来的是更加真实、更加广泛的民主。习近平阐述新型政党制度同旧式政党制度的区别时就揭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这一效能: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6]。“社会撕裂”的反面就是规范有序。

    从社会角度分析,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社会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也是考量政党与社会互动有效性的标志。[7]政治协商是各政党及其代表的群体之间的协商,这就体现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同时,从协商到形成共识,其过程程序又体现了政治参与的深度。

    从运行结果的实然情况看,政治协商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健康蓬勃发展。

    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政治协商最早用于协商建国,之后在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中,需要形成共识时,新型政党制度都提供了协商机制。新型政党制度诞生至今,民主的最基本的实现方式就是协商。有效真实的协商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此动力推动下,民主政治健康蓬勃发展。仅“从2012年11月—2014年5月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共33次,内容广泛涉及中共中央委员会重要文件、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关系国家全局发展的重大问题等。”[8]以广泛、多元、多层的协商方式来实现民众的参与要求,扩大制度参与的空间,其带来的定然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协调合范有序。

    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协商将社会管理逐步纳入理性、有序、协商式的制度化轨道,使社会协调、协同发展:社会行为进一步规范,社会矛盾逐步得到化解。社会中人们形成了“按规则行事”的有序思维和“按程序处事”的有序行为。

    综合上述,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三个效能是规约效能,它带来的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呈现出协调合范有序的景象,体现出对社会的善治。

    二、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成因分析

    制度效能反映着制度构成要素关系及其质量的变化,是制度要素功能发挥程度的函数值。考察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不能脱离它的内核特质,必须基于其本质的内涵和价值取向进行考量。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不是无本之木,不是无源之水。其本源就在于其构成要素关系的质量。当对其效能进行归因分析时发现,构成新型政党制度要素所蕴含的文化基因潜在而深层次地发挥了作用。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真实完整而规范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个概念,它由三个元素构成:领导核心、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三个元素共同发挥功能作用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这项制度的效能。三个要素及其关系的质量越高,制度的效能就越好。内部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其高效能产生的重要原因。

   (一)“领导核心”要素功能的发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前提。不能脱离这个前提去孤立地理解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不在这个前提下谈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毫无意义。

    “领导核心”是统摄,是前提,管方向。“领导”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治作用。有共产党领导,这个制度就有了灵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方向的正确性及合作和协商运作的科学性,进而使制度在运行中对国家治理产生了保障效能。

    领导核心以其远见卓识,总是能够站在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上掌好制度之舵,使社会主义之船总是能够在正确的航道里行驶。

    中共领导保证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方向的正确性和运行的科学性,因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促进社会持续稳定和谐发展。

   (二)“多党合作”要素功能的发挥

    “合作”是一个表示事物关系的范畴。“合作”,就是联合在一起为某一事业而作。“多党合作”,就是整合各政党及其所代表群体之力量,联合在一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而奋斗。合作体现在:既有共同目标,又各自分工,强调同心同德。多党合作是从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的。“和合”文化在处理各种关系中,成为一种被古今中国人遵循的处世原则。多党合作成为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取向,正是基于“和合”的理念,并出于多党存在的事实和民主革命时期合作历史的考虑。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实质之两翼。二者共同完整地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在特征与运行状况。

    “多党合作”这一翼首先表明:在当代中国大陆存在着多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其次表明:政党之间是一种通力合作的友党关系,而非如一般多党制存在的对立、竞争和对抗关系。“合作”表征这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是理性的。

    多党合作把社会各种力量凝聚到国家各项建设当中,多元力量共同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因此,多党合作要素功能的发挥,能够为国家建设和民主成长提供新的资源与新的空间,它带来的效能是凝心聚力集智。

   (三)“政治协商”要素功能的发挥

    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实质之另一翼,政治协商体现的是更加真实、更加广泛的民主。它是在不同观点的表达中寻求认识的“最大公约数”。

    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优秀政治文化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来源之一。“导民使言”(《国语·周语上》)是古人的治国方略,“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是其遵循的原则。经过实践,古人形成了“谋及庶人”(《尚书·洪范》)的治国理政之政治经验。新型政党制度正是从此中汲取政治文化营养。

    政治协商通过各种渠道来吸收民意、反映民情,并最大限度地从制度上实现公民的自治和参与。新型政党制度在这一要素上所体现的民主,是一种更加真实、更加广泛、更加有效能的民主。

    在处理复杂社会问题中,协商民主具有协同功能。“政治协商”的协同功能之发挥,可以将社会管理逐步纳入理性、有序、协商式的制度化轨道,从制度上谋求社会协同。可以通过协商方式寻找市场、社会、政府之间的平衡点,通过三者之平衡达到社会协同。近七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政治协商适合中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土壤。它在我国的实践,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民主形态,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政治贡献。它带来的效能就是各种关系协调合范有序。

   (四)三要素和谐关系发挥的整体功能

    新型政党制度,可以概括为“有核心的多元共治”。“中国共产党领导”表核心,“多党合作”表“多元”,“政治协商”表共治。考察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必须深刻把握三者之逻辑关联,紧扣“核心”、“多元”和“共治”去深掘悟透。中国国家有凝聚力、稳定而不乱,靠的是核心发挥作用;中华民族充满生机活力,是多元共治的生动表现;中国社会协调合范有序,是多元共治带来的结果。

    新型政党制度构成要素,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有机整体,三个元素发挥功能作用绝不是孤立,而是互相联系,共同发挥的。中共领导是方向正确和运作科学的保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这个制度民主本质的具体体现,是制度功能发挥的具体操作方式。运作上,中共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三大实质性内因共同作用产生整体效应就带来了高效能。“领导核心”保证了这个制度和这个制度下国家发展治而不乱;“多党合作”使这个制度下的国家出现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政治协商”带来的是这个制度下的国家生机勃勃的社会景象。

    在新型政党制度下,“这种核心一元与结构多元的特点,既保证了各政党、各阶层及其他社会群体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和进行有序政治参与,又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对国家的有效治理,从而使政党制度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聚合力,具有超强的稳定性。”[9]这正应了系统论的“整体性原理”:“任何系统的功能,等于各部分功能的总和,加上各部分相互联系形成结构产生的功能。”[10]


参考文献

[1] 周淑真.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新发展[J].学习时报,第282期.

[2] 臧杰斌.牢牢把握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N].福建日报,2018-07-31(09版).

[3] 韩金伟.多党合作制度效能不断提升[OL].团结报团结网,2017-09-26.

[4] 汪波.西方政党政治与超政党体制:比较与竞争 ——兼论中国政党制度生命力[J].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20146期.

[5]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

[6] 马云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政治优势[N].光明日报,2018-08-14.

[7] 杨爱珍.政党协商: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析说[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02期.

[8] 同文.“数说”统战看变化——十八大以来我国统一战线工作剪影[N].人民日报,2014–06–26(20).

[9]孙信.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OL].光明网-理论频道,2015-06-10.

[10] 李秉德.教育科学研究方法[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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