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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人物

雷沛鸿

点击:    作者:致桂宣    编辑:致桂宣    录入日期:2016-07-12 08:51:52

雷沛鸿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希望通过武力革命的方式拯救贫穷的国家。辛亥革命后,雷沛鸿看到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老百姓依然过着贫穷的生活,他感到非常失望和彷徨。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的想法一样,他也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来达到国家的强盛。正巧1913年广西省政府有一批出国留学名额,雷沛鸿参加了考试,并取得公费去英国留学的资格。

在英国留学一年后,由于广西政府领导更换,中断了海外留学生的留学费用,大部分留学生都不得不回国,只有雷沛鸿在内的两人继续留在海外。在同盟会好友吴稚辉的帮助下,雷沛鸿辗转到达美国,开始在同盟会的会刊做编辑,晚上到哥伦比亚大学当旁听生。

后来,广西省当局得知雷沛鸿在美国继续求学,就又给他半个公费生的留学费用。这种情况下,雷沛鸿开始到欧柏林大学就读,他专攻政治学,副修教育学。欧柏林大学是美国第一所开始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 也是第一所开始允许黑人入学的大学,他们对中国学生也一视同仁。这种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的民主风气让雷沛鸿联想到孔子的“有教无类”,可是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受教育却是少数人的特权,让所有孩子都有学上的普及教育的梦想开始在雷沛鸿心中萌芽。

在欧柏林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留美工读会,雷沛鸿加入了留美工读会。在留学期间,他曾到餐厅洗过餐具,到葡萄园摘过葡萄。在葡萄园里劳动,雷沛鸿看到由于美国的农民受过基本教育,因为生产技能而提高葡萄产量,这让他想起家乡贫瘠大山里的父老乡亲们,没有受过任何文化的他们只能蛮干苦干,凭天气吃饭。这深深触动了雷沛鸿,如果老百姓都有了生产文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是就会得到提高吗?两年后,雷沛鸿在美国留学生工读会刊《工读杂志》上发表《工读主义与教育普及》一文。他认为:“社会之对于小己,国家之对于人民,普及教育,无可辞之义,亦无旁贷之责也”。他意识到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而政府在普及教育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雷沛鸿获得欧柏林的文学士学位后,入读哈佛大学,他开始专攻教育。他认真研究了中外教育发展史,尤其悉心研究丹麦教育家格龙维及英国工人教育协会所倡导的成人教育运动,同也极为关注于人人都享受受教育权利的国家的基础教育。20世纪最初的20年是美国普及教育取得最大成就的年代,雷沛鸿在美留学期间,感同身受,他“深感今后革命建国,必须多方用力,而教育为建国大爷之根本要图。甚欲在教育方面,为此一代、后一代、后数代国民身心之发展而尽其绵力。”

雷沛鸿在美国期间,长期租住一个美国女人露丝的房子,露丝的丈夫在一战中阵亡,她独自一人抚养儿子奎尔顿。在长期相处过程中,露丝发现雷沛鸿勤奋好学,而且经常帮助露丝,两个人互生爱慕,于1920年共结连理。1921年雷沛鸿取得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时,露丝已经怀孕临近分娩,可是雷沛鸿心念家乡父老,归心似箭。露丝深明大义,两人依依惜别,雷沛鸿先行一个人回到了离别近十年的故土。一年以后,露丝带着奎尔顿和刚满周岁的女儿华琇来到中国与丈夫团聚。

尽管满腔热情的报国心愿,雷沛鸿的教育救国理想的实现却是一波三折,困难重重。首先,当时国难当头,政局动荡,他曾经先后五次执掌广西教育行政, 但是直到他第三次上任,才可以真正按照自己的思路发起国民基础教育运动。

1921年,雷沛鸿初掌广西教育行政时,就提出整顿中小学教育。但是由于省府政权更换,几个月后雷沛鸿不得不离职,转而辗转于广州、上海、无锡等地任教。1927年, 雷沛鸿再次执掌广西教育行政不久,他的胞弟雷沛涛、侄子雷天壮等人因为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枪杀于南宁,雷沛鸿肝胆俱裂;他痛恨国民党倒行逆施,愤而辞职,并借此机会远赴丹麦等欧洲国家考察。

这次考察,雷沛鸿收获很大。他在丹麦参观了回过后,雷沛鸿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他按照在丹麦的做法和经验在无锡设立民众图书馆等进行民众实验。很多成年人想来看书, 但是读过书的人根本就不识字。雷沛鸿就组织他们进行扫盲。雷沛鸿意识到光是进行成人教育远远不够,很多适龄儿童如果没有机会上学,到了成年后再受教育不如从基础抓起。于是, 他想到如果能将儿童教育和成年教育相结合,那么教育的普及率和普及速度都会大大提高,整个国民素质也就会快速提高。可是,这个国民基础教育思想没有政府的行政力量怎么能实现呢?

就在这种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1933年的一天,新桂系的首领李宗仁亲临上海金神父路雷氏寓所,邀请雷沛鸿再次出任广西省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并允诺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办教育。尽管当时他的美国太太和儿女也都在上海陪他,但是深喑政治的雷沛鸿知道李宗仁等新桂系首领都比较开明,他知道他们想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相抗衡,希望利用他的教育知识和经验来提高广西省的国民素质;而自己一直希望广西的老百姓能通过受教育来提高生产技能和改善生活,而且此时雷沛鸿脑海中关于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相结合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思想已经基本成型。因此,双方殊路同归,一拍即合。雷沛鸿离别上海的妻子和儿女,再次回到广西,重新执掌广西省教育行政。

1933年9月,雷沛鸿在省政府礼堂宣誓就职时表示:今后要“以全副精神注重于‘教育的大众化’”。“在一方面,对于儿童教育,不但求数量的扩大,而且尽力求质地的改进;在别的方面,对于成人教育,不但要尽心地去推广,而且要尽心求其适合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从此, 把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发展成为一种人人都参予的运动。

就职当天,雷沛鸿就根据自己归国后在各地教学及小范围内进行的民众教育实验的经验,结合当时广西省贫穷落后的现实,着手拟定《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大纲》。曾经专攻政治的雷沛鸿,深悉法律效应。他十分重视立法工作, 总是尽力使自己的设想变成国家意志,使重要的教育文件变成政府的法案。

他向省政府建议发动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并在广西省政府委员召开的常委会上,提交《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办计划》、《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试办区规程》等3个法案。那时候,广西省设有独立的立法机关,由省府委员会行使立法权。经过省府委员们的讨论商榷,雷沛鸿所提交的3个法案均修正通过,成为“广西教育的根本法。” 为了确保法案能从上到下得到很好的执行,在全省任命了16个教育督导,到各地巡视,如果哪个县或村执行不力,督导有权先斩后奏,就地罢免县长。

虽然有了法案为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保驾护航,但是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实施起来依然困难重重。 首先面临的就是经费的困难。雷沛鸿通过说服家族长辈, 把祭祀祖先用的雷氏六冬祠捐出,经过修葺后做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雷沛鸿亲自兼任研究院院长,主持研究院的各项工作。雷沛鸿先以自己的村津头村为中心,划定周围四十里为实验中心区,计有20个编村,2 个市街,人口约10.47 万人。在试验中心区直接开办了12所国民基础学校、5所分校,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教具、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的实验,并同时进行植树、造林、农村合作事业的实验研究。第一所国民基础学校就设在津头村。由于缺乏资金,雷沛鸿将自己家的祖屋改建成学校,看到教育厅厅长亲自捐出房产,很多村民也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自力更生,建造校舍;除了新建的校舍,他们也利用废旧的寺庙、民居来做教室。当时的国民基础学校很会利用教室。  白天小学生们来上课, 晚上成人扫盲班在教室学习。学生们不但来学习文化知识,还学习生产劳动和爱国知识,他们学习在南湖里养鱼,在青秀山上种树,还学习用竹子片编孙中山像。

建立国民基础研究院,雷沛鸿极为重视吸收各地的教育英才汇集南宁。研究院先后创办了《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刊》、《国民基础教育从讯》半月刊、《广西儿童》周刊等做为宣传、研究、探讨的阵地。陶行知与雷沛鸿常有书信往来,探讨教育的信件都刊登在《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刊》上。研究人员根据试验中心区的国民基础学校进行研究,做了大量的统计、调查工作,雷沛鸿深感日寇压境的情况下,必须加紧动员民众,原先制定的试办区规程不切合实际需要,不宜再有试办区、推广区之分。而且根据统计的数字,五年计划期成太短,于是将五年计划改为六年计划,将试办区改为指导区。1934年,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指导区规程》经省政府委员会议修正通过,颁布实施。这个《六年计划》是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依据,它对教育的主旨、方法、工作、师资、经费、进行程序的期成都有详细的规定。 雷沛鸿深受美国义务教育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照搬美国, 他根据广西的经济状况,提出四二学制。他依照美国筹集教育经费的方式,通过在征收粮食税基础上加收2%做教育经费。在苗、壮等少数民族居住地,雷沛鸿制定了《广西特种教育实施方案》。家住在边远山区的蒙荫昭,如果向上学要走三天才能走出四周都是岩石的大山,村里有了免费的国民基础学校后,他和村里的祖祖辈辈不识字的村民们都兴高采烈去学习,解放后成为广西省教育厅厅长。

当时广西省的民团编练已经由两年多的历史,民众有了相当的组织。很多老百姓苦于不识字,连买卖的契约都要找人代写,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当村村都有国民基础学校后,很多人家都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 家长也白天务农,晚上也上夜校参加扫盲班。以前万岗被称作一座鬼门关,历来县长都不敢出城,因为要是民众不满意的县长,就会被活埋在那里。可是自从那里的乡村普遍设立国民基础教育学校后,人们常常看到满山满谷的火把,在晚间出现,那是男女老幼打着火把来求学,有的妇女背上还背着襁褓中的孩子。远在广东省贫困山区的杨应彬得知在广西可以免费上学,他带上干粮步行三天三夜来到南宁,参加学习。解放后成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由于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胡适、梁漱溟、美国传教士艾迪博士、洛克菲勒的代表耿士楷等曾先后到广西考察或参观。胡适最初是带着疑问到广西省的天俄县国民基础学校考察的,回到北京后,他在文章中写道:看到那些光着脚、衣衫褴褛的农民拖儿带女地在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赞叹广西省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搞得成功。

1936年元旦,由雷沛鸿主持制定的《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得以颁布。它伴随着广西普及教育令而问世,标志着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由研究实验阶段进入全面推广阶段。该《办法》规定:各县未设基础学校的村街,统限于1936年7月前一律普遍设立学校。学校成立后,所有应就学的男女儿童、成人,即开始强迫入学。该《办法》还对应入学儿童及成人强迫入学的程序和无故旷课、无故退学等的处罚做了详细规定。

有的老人还依然记得:当年雷沛鸿为了实施国民基础教育运动, 把家里能捐的财产都捐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的美国太太露丝和儿女要回美国的船票他都买不起,最后儿子奎尔顿在一艘美国邮轮上做杂工以挣船费,不幸染上病,死于日本横滨。而太太露丝和女儿只好乘坐美国接侨的船回美国,从此天各一方。在雷沛鸿去世后,他的养子在他的枕头下发现雷沛鸿的女儿华绣的照片。

1940年3月,正当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即将结束时, 全国国民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教育部对广西的普及国民教育称赞有加,并采纳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的经验,在会上制定并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将普及国民教育在全国推行。

由于广西省的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实施后,把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和成人教育相结合,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在全省推广,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据1941年统计,广西省受教及在学儿童2855459人,占同龄人口的79。13%;受教成人5705848人,占同龄人口的84。5%。在旧中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可谓史无前例。与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等省份相比,广西省的儿童入学率也遥遥领先。

新桂系通过国民基础教育,把全省人民组织起来,既发展了经济建设, 也增强了自卫能力和战斗力。抗战开始前,广西全民已经在接受教育,整体国民素质提高很快。抗战期间,有些省份的国民党是通过抓壮丁的方式,捆绑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当兵的。而广西省的老百姓基本都受过教育,有了文化,有了更深的爱国意识,他们自告奋勇去当兵。据统计,抗战期间广西省先后出兵30多万人。按照人口比例,以省份人数与出兵人数比较,广西出兵人数居全国首位,且由广西兵有文化,英勇善战,在作战中更容易领会长官的意图,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了不朽战功。

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发动,完全是朝着民族教育体系的建立而努力。在广西这样穷的省份,既然能够通过穷办法实现教育的普及,而且,这种普及不但包括儿童,也包括成人。因此,1940年3月,在南京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宣传推广了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经验,为了配合新县制的推广,会议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而这一纲领基本上是采用广西的理论和做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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