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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沛鸿:学术自由,兼收并蓄

点击:    作者:广西大学新媒体中心    编辑:谢焕权    录入日期:2018-11-28 10:32:16

    编者按:雷沛鸿是中国致公党广西省第一届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致公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三、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广西大学校长。2018年是广西大学建校90周年,广西大学微信公众号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雷沛鸿:学术自由,兼收并蓄》为该系列第三篇,原文来源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本文转载于广西大学微信公众号,特此说明。



接受新式教育,主掌广西教育行政


雷沛鸿,字宾南,笔名鲁儒,广西南宁人。自小勤奋读书,并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影响,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十四岁的雷沛鸿参加由广西学政汪贻书主持的岁考和科考,获府学第一,成为补廪生。此次科考终场的考题是“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雷沛鸿作了反题文章,认为天下有道,庶民必议。汪贻书对此极为赏识,在卷上批语:“三场一副笔墨,廉悍无匹,再多读书以培其本,未可量也。”但是,雷沛鸿并未沿着传统的科举之路走下去,他试图接受新式学堂的教育,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5年,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专攻政治学,兼攻教育学。1918年,雷沛鸿获学士学位。次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政治学、经济学及法学,1921 年,获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留学期间,雷沛鸿学习社会学理论,留心平民政治韬略,研译戴雪之《英宪精义》、庞德之《法学肄言》等法学名著。在教育学上着重研究英国、丹麦、苏俄的成人教育,深受启发,留心基础教育,认为基础教育是人人均有享受之权利,中国人民若无此权利,不足以置身于现代国家之列,遂发愿今后从事大众教育事业:“教育为建国大业之根本要图。甚欲在教育方面,为此一代、后一代、后数代国民身心之发展而尽其绵力”。

1921年秋季,雷沛鸿学成回国后,先后五度主掌广西教育行政。先任广西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此后四次出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为他实现自己的教育改革主张奠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雷沛鸿始终非常重视发展广西地方高等教育。雷沛鸿主持广西教育行政期间,一方面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到著名大学如北师大进修,另一方面努力筹办广西地方高校。他亲自主持了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南宁农专、西江学院等四所大学的筹办和管理,尤其是对广西大学的发展居功甚伟。


创办广西大学,提出筹设草案


雷沛鸿在出任广西省政府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期间,负责主持创办广西大学。1927年8月,雷沛鸿向省政府提交具体计划书,即《筹设广西中山大学草案》,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查核备案,9 月初得到批复同意并实施。

对于广西创办大学,广西有识之士早有此心愿,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未果。雷沛鸿认为,“广西年来教育日行发达,升学者日众,本省尚未设立大学,负笈外省肄业者不少,一般贫寒子弟有志升学者,均因限于经济中途废学,以此沦没人才实不在少数”,因此下定决心办成这件大事,以“慰本省民众展望”。

在《筹设广西中山大学草案》中,雷沛鸿宣称要把广西大学办成“研究学术,培植专门人才,提高民间文化及沟通中外文明而协助新中华民族文明之创造”的高等学府。根据雷沛鸿拟定的《筹设广西中山大学草案》及《广西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大纲》,由黄绍竑、马君武、盘珠祁、雷沛鸿、黄华表、陈柱、岑德彰、苏民、刘宝琛、邓植仪、凌鸿勋等十一人组成的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雷沛鸿兼南洋及欧洲特派员,负责对国外高等教育进行调查研究,为办好广西大学做学术准备。经筹委会多方勘察,最后选定梧州为广西大学校址。

9 月,雷沛鸿向省政府提交了请假出国考察的报考,称“本省人民素苦贫乏,今后之建设大业必有赖于省外或国外资本之投入,吾国华侨素称急公好义,爱护祖国,拟于赴欧之便,亲往南洋宣示本省物质盖藏之富,劝导侨胞来省投资。特呈请省政府给假半年并给川资若干,同时复遴员代理职务,俾得及早成行”。省政府经过研究决定批准。10 月,雷沛鸿即办理赴南洋、欧洲考察及移交事宜。12月,他收到筹备委员会南洋各属及欧洲特派员的考察经费,即前往欧洲,考察以六个月为限。先后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国,考察各国的教育特点、教育状况,尤其是对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以及丹麦、挪威、瑞典的庶民高等学校、瑞典的劳动大学等,做了重点考察。

1928年7月,雷沛鸿结束考察回国。9月,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北欧的先觉者格龙维》一文。10月,雷沛鸿赶回梧州,参加了10月10日举行的省立广西大学开学典礼。

从1929年至1939年十年间,广西大学经历了停办、搬迁、合并等变故,雷沛鸿长期对广西大学保持着深厚的感情。1933年,当他第三次出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时,为了提高广西大学的教学质量,亲自聘请专家学者组成广西大学检定委员会和典试委员会,亲赴梧州检定学生质量的程度。先后为广西大学预科民国二十三级毕业纪念册、二十四级毕业纪念册和二十五级毕业纪念册分别提词为:“敦品立行” “明辨笃行” “或努力于科学研究,或努力于技术致用,及其成功一也。”1935年,雷沛鸿指定广西大学为各中学学校培养理化及生物科教师。


出任西大校长,坚持民主办学


抗战期间,桂林城成为全国的后方重镇。一些战区的高校为逃避战火南迁至广西,如江苏教育学院、无锡国专、西南商专等近十所高校,迁避桂林。桂林人口剧增,人才荟萃,广西的高等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1936年,广西大学部分院系随省政府迁往桂林。1938年,广西大学本部和工学院落户桂林。1939年8月,被国民政府改为国立大学。10月10日,广西大学举行改名并欢迎马君武校长回校典礼。李宗仁、黄旭初及教育厅厅长雷沛鸿莅临典礼。广西大学改为国立后,马君武依照教育部颁布的组织要点,修订广西大学组织大纲,挑选一批教育专家分任各职。但在广西大学步入高速发展的时候,马君武于 1940年8月1日病逝。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雷沛鸿接任广西大学校长。

当时,雷沛鸿五十二岁,正任广西教育厅厅长兼浙江大学训导长、江苏省教育学院教授。1940年8月29日,雷沛鸿接受《广西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个人以为西大在目前各大学中,堪称为一相当完善之大学,今后吾人应配合抗战之需要,努力培养各种人才,以充实抗战之力量......至改善大学之教育方针,本人以为严格的训练与管理固属需要,但如纯以纪律约束,亦为不当。因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教育场所,对学生应予以相当自由。同时应积极设法促使学生自发的研究,使其获得研究的兴趣而自由发展。”可见,雷沛鸿试图坚持民主办学的方针,倡导学术研究的精神。

雷沛鸿接任广西大学校长后,于9月5日到校视事,10月10日宣誓就职。主持招收了广西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后的第二批新生,除统一招收分配西大的新生,计文法学院一百一十二人、理工学院一百九十八人、农学院四十二人外,先修班也续招了新生。

雷沛鸿高度重视广西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1941年2月,雷沛鸿在为《国立广西大学手册》作序时指出,大学教育培养首先应给学生明确学习方向,使其把握社会变动的脉搏。他说:“现代世界各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对于全校学生,无论是初年级的学生,或高年级的学生,均要黾勉从事于一个主要活动,这就是方向,指引迷津的活动。”

他认为,广西大学改为国立后,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生源比较复杂,接受大学教育的思想准备也有差异,而民族抗战对文明剧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广西大学从今以后就不能不以指引路向、启发好学深思为其主要活动。”

他希望“在这样活动的向导之下,全校学生,偕同全校教职员,无论通过羊肠小道,或者行径大路通衢,都能志于科学,据于人道,依于仁义,游于艺术,而一同引进于教育世界,并一同探险于新知识园地,随之,学者遂能对于新教育目的有所调整。

对于旧教育传统随时代的进展而有所新认识;对于五光十色、使人迷目瞀心的课程及教材,有所抉择;对于自然环境,有所适应;对于生活的新方式,有所共同实践;对于时代要求,有所应付;对于人民生计、社会幸福、国家安危、民族生存的斗争,有所贡献。”

有鉴于此,在新生入学后,学校举办了富有教育意义的新生训练团,聘请疏散到桂林的中央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等学者名流,来校给新生讲话。雷沛鸿则每次大会必亲临主持,也曾亲自为西大农学院师生做题为“农业科学与现代中国”的专题报告。

雷沛鸿主持的广西大学最值得称道的,是推行“学术自由”“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这使得广西大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学校充满民主、自由的校风和奋发向上、团结抗日的精神。雷沛鸿广纳社会名流,聘请专家学者到学校执教或任职,如聘请童润之为农学院院长。此外,还利用其学识及人格魅力,邀请李济深、蒋经国、李四光为理工学院院长,梁漱溟、陶行之、晏阳初、丁西林、汪敬熙、欧阳予倩、董维健、丁绪贤、弋绍龙、李祖蔚、孟宪尽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文化名人到校做演讲报告,“尽管他们的立场、观点、见解各有不同,但都给学生一些新的东西,扩大知识面,也给学生以各种思想锻炼,提高他们分析批评的能力。学生当时听演讲的兴趣相当浓厚,从中也得到一定的教育和启发。”

与此同时,许多外省流亡学生就学于广西大学,众多优秀学子考入或转入广西大学就读,加之不少著名专家教授执教广西大学,广西大学也由地方高校成为知名的全国性大学,揭开广西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在雷沛鸿主持广西大学期间,学生当中的自由、民主气氛非常活跃。学生组织通过举行演讲比赛、辩论会、公演、募捐、墙报等活动,以及发表文章、出版刊物,宣传民族自由、民主、团结、进步。在这种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广西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有所发展。

雷沛鸿在主持毕业典礼时,勉励毕业生“多多致力学问,力求理想之实践,并应时刻不忘国仇,共赴国难”。


创办西江学院,发展桂南高等教育


1944年6月1日,雷沛鸿拟就《发展国民大学教育计划大纲草案》。他邀请热心教育人士共二十一人,在广西教育研究所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在南宁创办一所高等学校。经过讨论,定名为西江学院。这实质上就是为促进桂南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而创设的。对于办学目的,雷沛鸿认为,“我国四十年来,教育上一味盲目抄袭外国,”应“从专科教育做起,本实事求是的态度,做一番探险创造功夫。”

抗战胜利后,1945 年 9 月,西江学院迁往南宁,与私立南宁农业专科学校合并,以原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为校址。1951 年初,省人民政府已有意将西江学院办成短期广西急需人才的学校,2月底停办西江学院的中文、外文、教育、土木四个系,暂留的化学系、农业经济系,也允许学生转学。于是,西江学院的师生大部分转到广西大学就读,这为广西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1951 年底,广西省人民政府决定,鉴于师资、设备、经费需集中使用,西江学院不再单独设置,并入广西人民革命大学(今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西江学院的原址变成广西革命大学的校本部。

雷沛鸿与同时代的一些教育家相比,有一个特点,即乐意为官,愿意与当局进行有原则的合作和参政。因此,他能够充分利用行政权力和行政立法手段,施展其教育救国的设想。他五次主掌广西教育行政,每一次都有所建树。民国时期广西发展教育的一系列法规的起草,几乎都出自他手,而教育行政立法正是推动民国广西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保证。

更重要的是,他对广西大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在上世纪广西大学发展的三个重要节点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筹划建立广西大学;在四十年代,抗战最艰难时临危受命担任广西大学校长;在五十年代,将亲手设立的西江学院实质归入广西大学,促进了广西大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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